【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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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柴窯的傳說說起

陳逸民 陳鶯

如果從江西萬年縣仙人洞出土的陶器算起，中國陶瓷的歷史應該有一萬年了。一萬年間，在中國陶瓷走向成熟走向輝煌和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許多無與倫比的藝術瑰寶，也曾經(jīng)留下不少令人疑惑的藝術迷團，而五代時期的柴窯瓷器，就是這樣一種藝術瑰寶和藝術迷團。

在新中國成立的七十多年中，曾經(jīng)出版了不少陶瓷著作，其中影響較大和比較權威的陶瓷史著作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硅酸鹽學會編的《中國陶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馮先銘先生主編的《中國陶瓷》以及中國科學院主編的《中國科技史·陶瓷卷》，在這三本陶瓷史著作中，或者不見柴窯的討論，或者僅見片言只語的記述。在《中國陶瓷史》中，僅在汝窯一節(jié)中論述宋代幾大名窯時稍稍提及了柴窯。書中寫道：“宋代幾大名窯的得名，可能始于明代宣德年間，為宮廷編制藏器目錄的《宣德鼎彝譜》中關于宮廷用器的記載有所謂：‘內(nèi)庫所藏：柴、汝、官、哥、鈞、定’。柴窯之有無故且不論，它不屬宋代。”可見，在權威的陶瓷史著作中，柴窯還是一個傳說中的窯口，不僅沒有找到窯址，甚至連一件公認的瓷器和一片被認可的瓷片都沒有發(fā)現(xiàn)，這樣，柴窯瓷器和柴窯被陶瓷史學家忽視就再也正常不過了，而柴窯的研究更是被陶瓷研究者視作畏途。

不得不說，呂喆民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陶瓷史》中獨具慧眼，把柴窯單獨列出，成為其著作第七章《唐代陶瓷的輝煌成就》中的第六節(jié)，該節(jié)被命名為《傳說中的五代名窯——柴窯》。這也許是現(xiàn)代學者在陶瓷史的論著中對柴窯所花費的最多筆墨。

也有的研究者對柴窯做了較多篇幅的介紹。四川大學的陳德富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國古陶瓷鑒定基礎》一書中，第六章“宋、遼、金、西夏陶瓷”的第六節(jié)為“關于柴窯”，它可能是相關著作中對柴窯論述最多的文字。但作者在論述了柴窯相關的話題后認為“我至今否定柴窯的存在”。

不管學者們的肯定或否定，柴窯并沒有被遺忘，在兩部頗有影響的辭典中，都記載了柴窯。有趣的是，它們的說明如出一轍，《辭海》中介紹柴窯道：“古代著名瓷窯之一。傳為周世宗（柴榮）時所燒造，故名。據(jù)文獻記載，所燒瓷器有‘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特點。窯址傳今鄭州一帶，迄今尚未發(fā)現(xiàn)。遺物亦無可肯定為柴窯者。”而《中國工藝美術大辭典》關于柴窯的說明是：“古代著名瓷窯。窯址傳在今河南鄭州一帶，但迄今未發(fā)現(xiàn)。傳為周世宗（柴榮）時所燒造，故名。據(jù)文獻記載，所燒瓷器有‘雨過天晴云破處，者般顏色做將來’，‘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贊譽。”

這兩部辭典的說明盡管簡單，但說明了以下幾點：

一是對窯址的地望都用了“傳”這個不確定的說法，但都說“傳”在鄭州一帶；

二是把它們的燒造年代也用了“傳”字；

三是都對它們的描述采用了《格古要論》中的12字；

四是《辭海》強調(diào)了“遺物亦無可肯定為柴窯者”。

總之，柴窯在辭典中是沒有東西只有傳說中的窯址。實際上既無瓷器可以肯定為柴窯產(chǎn)品，也無窯址可以肯定為柴窯遺址。

和浩瀚的中國古籍相比，盡管關于陶瓷研究的文獻廖若晨星，但還是留下了柴窯的片言只語。

“柴窯”的稱謂，從現(xiàn)有資料來看，并不見于五代或宋代的文獻，它最早出現(xiàn)于明人的記載。

成書于洪武20年（公元1387年）的《格古要論》為松江人曹昭所撰，其中的《古窯器論》中說：柴窯“出北地，世傳柴世宗姓時燒者，故謂之柴窯。天青色，滋潤細膩，有細紋，多足粗黃土，近世少見。”曹昭在中國陶瓷史上第一次把柴窯推到世人面前，他把柴窯的地望、年代、釉色、胎土和開片及其珍貴程度，用短短數(shù)語作了介紹。這個介紹，讓國人知道了世間有柴窯瓷器這種藝術瑰寶，卻又因為廖廖數(shù)語，又讓國人對柴窯產(chǎn)生了一個又一個疑團。曹昭對柴窯的描述，成了后世研究者尋找柴窯的最基本的依據(jù)，但是，這個距傳說中的柴窯400多年后的記載，是否符合后周時期的柴窯的實際情況呢？在共和國成立前的500多年的探索中，基本無人懷疑曹昭的結(jié)論。在相關的記述中，只要介紹有柴窯，基本不離曹昭的窠臼。

說起柴窯和柴窯瓷器，不得不提一下柴榮其人。周世宗柴榮絕對是一個能夠改變中國版圖，能夠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有為青年，可惜的是，因為健康問題，他留下了孤兒寡母，也留給了趙匡胤一片大好河山。

更為奇特的是，這個應該以政治家和軍事家資格留名于史冊的帝皇，卻和中國陶瓷史扯上了長達千年的關系，在一個迄今為止還不能找出答案的瓷器及其窯址中，柴世宗總會被人提及，這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柴窯，中國陶瓷的千古之謎。

在中國數(shù)不清的陶瓷器皿中，在中國數(shù)不清的陶瓷窯口中，以帝皇姓氏命名的窯口和瓷器唯此一家，至今還沒有找到被認可的柴窯瓷器和窯口的也是唯此一家，柴窯留下的這些謎團，已經(jīng)成為中國陶瓷界的心頭之痛，成為中國陶瓷界的斯芬克斯之謎！

世間有柴窯嗎？

在無數(shù)處尋覓和無數(shù)處探索之后，相當多的陶瓷研究者和愛好者都會產(chǎn)生這樣的疑惑。

有人斷言，在中國傳統(tǒng)的避諱文化中，帝皇的名字是臣子必須違避的大忌，哪有以帝皇姓氏命名瓷器的道理。和后周同時的北漢，其開國之主為神武皇帝劉崇，當時還在北漢效命的楊崇貴為表示對北漢的忠誠，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楊業(yè)，這就是演義小說中赫赫有名的楊老令公。這一事件足見避諱在當時的必然性。因此，以柴榮之姓來命名當時生產(chǎn)的一種瓷器及其窯口是完全不可能的，柴窯及其瓷器只能是一種傳說，盡管它流傳千年，也只能是一種美麗的傳說。

“哥”是不是一種傳說呢？后周皇帝柴榮的姓氏會不會成為一個瓷器窯口的名稱呢？

前面已經(jīng)說明，柴窯稱謂最早出之于曹昭的《格古要論》，明代人把這種瓷器和窯口稱之為“柴窯”，并不說明在五代時就把這種瓷器和窯口就被稱為柴窯，因為明代人沒有必要為400多年前的帝皇避諱，明人甚至可能直呼柴榮的名諱。因此，被明代人士稱作的“柴窯”，在后周時期，這種瓷器和這個窯口，也許并不叫“柴窯”。如果，此說能成立，柴窯被叫做柴窯，就不會因避諱問題而受到質(zhì)疑者的非議了。

其實，古人早就回答了這個問題。

在成書于清嘉慶年間的《景德鎮(zhèn)陶錄?古窯考》中，藍浦先生說柴窯“五代周顯德初所燒，……然當時亦稱御窯，入宋始以柴窯別之”。此說為柴窯的避諱問題作出了一個較為科學的答案。如果這種說法能被接受，那么，在五代后周時期，并無“柴窯”的稱謂，而是把這種官方燒制的專供帝皇使用的瓷器窯口稱為“御窯”，猶如后世所稱的“官窯”。這是在后周經(jīng)改朝換代變成宋之后，才被稱為“柴窯”，此時，就無所謂避諱的問題了。

而成書于民國初年的《景德鎮(zhèn)陶業(yè)記事》中，也記載：柴窯“五代周顯德時所燒造。……原為當時之御窯，入宋之后，始以柴窯名之也。”雖然這種說法明顯來自于稍早的《景德鎮(zhèn)陶錄》，但也說明近人也贊同清人的說法。由此可見，從文獻來看，五代時并沒有“柴窯”的稱謂，只是入宋以后，這種五代的“御窯”才被后人稱為“柴窯”。

綜上所述，“柴窯”的稱謂，并非是周世宗在世時的命名，而是后人對這種瓷器及其生產(chǎn)窯口的稱謂，所以，用避諱的規(guī)矩來否定柴窯的存在，恐怕不能成為一個可靠的鐵證。

問題是，誰見過柴窯和柴窯瓷器？

汝窯因為王留現(xiàn)的捐獻，才導致汪慶正的發(fā)掘，從而讓清涼寺名譽天下，為我國陶瓷史的汝窯之謎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哥窯我們雖然看到了實物，不管它們是宋代還是元代的遺物，它們都被承認，但它們的出生之地還是個謎，雖然有關的會議得出了龍泉窯黑胎瓷器的產(chǎn)地是哥窯的窯址，但沒有得到學界普遍的認可；盡管兩岸故宮存世有北宋和南宋的官窯瓷器，我們也找到了南宋官窯的窯址，但是北宋官窯的窯址究竟是壓在開封地下還是另存別處，至今還不能告白于天下！不管這些名窯的窯址是否找到，但它們的實物存在都得到了普遍的承認！

最大的謎還就是這個柴窯，它是既沒有可被認可的實物更沒有找到窯址的中國陶瓷史的斯芬克斯之謎！

柴窯，你究竟在哪里？

柴窯瓷器，你還留在人世嗎！

眾多的學者、研究者和收藏愛好者，孜孜不倦地尋找著柴窯瓷器和柴窯遺址，而洛陽柴窯團隊的執(zhí)著，也許為柴窯的發(fā)現(xiàn)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

他們能成功嗎！

參考文獻

［1］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2006年12月第五次印刷P284；

［2］ 葉喆民，《中國陶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1年3月北京第一版，第224～225頁。

［3］ 陳德富，《中國古陶瓷鑒定基礎》，華齡出版社2006、1，第95～97頁。

［4］ 《辭海·縮印本·1989年版》，上海辭書出版社，1460頁。

［5］ 《中國工藝美術大辭典》，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