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淮南（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理事）

人們常說的“大名鼎鼎”“一言九鼎”中，“鼎”字代表著顯赫、尊貴、盛大。以鼎為祭器或禮器的做法，源遠流長。據(jù)《墨子·耕柱》記載，早在夏啟之時，鼎已被作為祭器或神器。鼎也成為中國青銅時代的典型器物，曾長期被視為立國重器，象征著國家的威儀和權力。

世界知名的“后母戊”青銅方鼎（原稱“司母戊”鼎），又稱“后母戊”大方鼎，重達832．84公斤，鑄造時間為商王武丁時期，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它具有歷史、文化、科技和審美等綜合價值，為世界理解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tài)提供了“中國樣本”。

關注命名，強調青銅文化藝術價值

1975年6月24日的“中國歷史博物館歷史文物一級品登記表”顯示：登記號為Y279，名稱為“司母戊”鼎，質地為銅，時代為商，通耳高133厘米、長116厘米、寬79厘米。2022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紀念建館110周年之際，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最新解讀了“后母戊”青銅方鼎，以簡短的內容對過去的信息作了校正和補充。

名字方面，大部分專家認為“后母戊”的命名要優(yōu)于“司母戊”，與“皇天后土”中的“后”同義。改為“后母戊”，其意義相當于偉大、了不起、受人尊敬，是將此鼎獻給“敬愛的母親戊”的意思。這也呈現(xiàn)了“祖國母親”的歷史淵源。

截至目前，百度檢索“司母戊”，找到相關結果約2000萬個；百度檢索“后母戊”，找到相關結果約3640萬個。說明短短10年間，接受“后母戊”的人群已經(jīng)超過“司母戊”。

世界很少有這樣一件文物的命名，引起如此多的關注。其背后是中國人對血脈親情文化、對家國情懷，以及對“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深刻關注。

青銅重器，彰顯“殷道復興”的盛世景觀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夏商周文明里，“祀”與“戎”乃國家頭等大事。

從文獻記載看，商代武丁時期歷經(jīng)多次討伐戰(zhàn)爭，逐漸走向興盛。武丁重視農業(yè)，著名的刻辭卜骨“王大令眾人曰協(xié)田”，是武丁親自指示翻耕等具體勞作的反映。同時，青銅鑄造業(yè)、絲綢紡織業(yè)、陶瓷制造業(yè)等手工業(yè)和商業(yè)也更加專業(yè)化。

通過文治武功，武丁時期出現(xiàn)了“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史記·殷本紀》）的盛世景觀。對此，孟子稱贊：“由湯至于武丁，賢圣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更令人稱道的是，面積達3600萬平方米的殷商都城也同之前的夏都二里頭一樣，沒有高大城垣，是個不設防的特大型都市。這是在向全天下自信宣告，商王畿地區(qū)不會有戰(zhàn)爭。而此時甲骨文“或（國、國）”字，戈為兵器，口為土地，合在一起，便是用實力保護家園。再后來，“或”字加上框，意味著防御性的城墻或長城。

不同于西方國家長期是分離的政治傳統(tǒng)，“殷道復興”盛世背景下，商代通過青銅器和甲骨文的祭祀來實現(xiàn)保家衛(wèi)國，家國一體開始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選擇。由此，家國情懷源源不斷匯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形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綱常倫理。

工藝精湛，堪稱中國青銅時代鑄造技藝的標桿

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戊所制“后母戊”大鼎重器，實乃史上罕見。因為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制作環(huán)節(jié)中，存在一系列高難的技術問題。

所謂青銅，是指紅銅與錫或是與鉛、鎳等化學元素的合金。合金的出現(xiàn)，是金屬鑄造史上一次重大的突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金屬經(jīng)過高溫熔化在一起，就成為另一種性能不同的金屬。商代青銅器的熔點一般在700攝氏度至900攝氏度之間，比紅銅的熔點要低很多。但是含錫10％的青銅的硬度卻是紅銅的4．7倍。學者胡厚宣、胡振宇認為，正是由于青銅具備熔點低、硬度高、化學性能穩(wěn)定等優(yōu)點，才得以廣泛應用，受到青睞。

根據(jù)鑄痕觀察，“后母戊”青銅方鼎的鼎身與四足為整體鑄造，鼎身使用8塊陶范，每個鼎足各使用3塊陶范，器底及器內各使用4塊陶范。鼎耳是在鼎身鑄成之后再裝范澆鑄而成。而將這些復合范拼合為一個整體，則需要高度熟練的技巧。

鑄造“后母戊”青銅方鼎，還需要精密的計算與配合。此鼎所需金屬原料超過1000公斤，必須高效率地協(xié)同操作數(shù)個大型熔爐，保證有足夠的金屬液不斷流入范內。若有疏忽，將帶來嚴重的鑄造缺陷而導致報廢。火候高低與熔煉時間不一致，也會使錫在爐中的氧化程度不同，從而造成含錫量的差異。開爐釋放金屬液的時間不協(xié)調，也會影響鑄造質量。

鑄造“后母戊”青銅方鼎，每道工序均需為數(shù)眾多而且具備一定專業(yè)技術的工人，其組織嚴密、分工細致、配合默契，彰顯工匠精神。有學者研究認為，當時每只坩堝只能熔銅12．5公斤，算下來澆鑄“后母戊”青銅方鼎要用70多個坩堝，鑄造時需100人至300人同時操作。

通過定性和定量分析發(fā)現(xiàn)，“后母戊”青銅方鼎含銅84．77％、錫11．64％、鉛2．79％，與戰(zhàn)國時期成書的《考工記·筑氏》所記鼎的銅錫比例基本相符，從中可見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內在傳承。

飽經(jīng)滄桑，卻未曾離開過故鄉(xiāng)

1939年，抗戰(zhàn)進入第八年，國難當頭、兵荒馬亂。3月，河南省安陽縣西北鄉(xiāng)武官村村民吳希增在吳培文的農田中掘獲“司母戊”鼎。為防止日本人劫掠，吳希增和吳培文決定先將大鼎掩埋在吳培文自家院子的一個老水坑里。不經(jīng)意間，吳培文做起了國寶守護人。

1946年7月，安陽當?shù)毓賳T派人到吳培文家將鼎掘出，并在吳希增家奪走了那只折斷的鼎耳。10月，《申報》特派員邵慎之實地采訪，將其定為殷器，釋銘文為“后妻戊”或“妻戊”。駐安陽軍事當局聞訊接收大鼎，作為獻給蔣介石六十大壽的禮物運往南京。蔣介石觀后甚喜，下令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存。

1948年5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聯(lián)合在南京中山門內半山園舉辦展覽會，“司母戊”鼎作為重要的展品向社會展出。從照片看，當時大鼎還是斷雙耳。后來，考古學家曾昭燏組織文物修復專家根據(jù)那只斷耳，又補鑄了一只鼎耳，終于恢復了寶鼎的原貌。

全國解放前夕，曾昭燏致函“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杭立武說：“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臺之后，萬一有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她拒絕赴臺，采取行動，抵制國民黨當局運走文物，并聯(lián)名社會知名人士寫信呼吁將已運往臺灣之文物運回。她更以太大太重、不好包裝為由，竭力挽留“司母戊”青銅方鼎等精品文物。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司母戊”鼎與曾昭燏一起留了下來。

1959年4月，南京博物院將“司母戊”鼎移交正在籌建中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從此，保護、研究和展陳的接力棒傳到中國國家博物館。當年12月，學者公布了“司母戊”青銅方鼎的合金成分及鑄造工藝研究成果。1962年，完成“司母戊”青銅方鼎的復制工作。1964年8月，郵電部發(fā)行《殷代銅器》特種郵票，其中第八枚為面值20分的“司母戊”鼎。1978年，中學歷史教材介紹“司母戊”鼎。2007年12月，“司母戊”作為申請商標，在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獲準注冊。2008年7月至9月，“司母戊”鼎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內中國科技館新館展出。2009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對“司母戊”鼎立項研究（地面雷達激光掃描、精細測繪、三維數(shù)字、全方位X光探傷等）。2011年9月，“后母戊”作為申請商標，在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獲準注冊。2012年7月，中國郵票總公司發(fā)行郵票，包括面值3元的“國家博物館司母戊鼎”。2016年7月，《殷墟》郵票發(fā)行，這是“后母戊”鼎第三次登上方寸之地。一件古代器物能夠3次上郵票，在新中國郵票的發(fā)行史上也是罕見的。